，尽情享受着他已经占有的‘帮主’的地位。”我们只能善意地揣测，他并不是厌弃周围尚在贫困中挣扎的同行，而是厌弃贫困本身；虽然他一生只有过短促的贫困，却是很记仇的，他永远都把贫困视为头号敌人——这导致他爆发出非凡的能量，几乎是借助某种类似于报复的心理获得了成功。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幸运儿，反而使其他人遭受的不幸显得更为强烈——那些生病的画家，欠债的画家，失恋的画家，醉酒的画家乃至自杀的画家，对毕加索只能望尘莫及，他们理解不了毕加索的奋斗精神（也可以说是世故），也无法分享到毕加索的那种胜利感，这多么悲哀。我更愿意相信：毕加索这么做，肯定有这么做的道理——他不仅满足了个人的虚荣心，而且多多少少维护了集体的尊严。至少，画商们乃至世人在艺术家面前下意识流露的那份傲慢与偏见，将有所收敛。更重要的，是毕加索提供了一种新的生存方式与创作方式。毕竟，有更多的画家，追随毕加索的足迹走上了一条新路。不仅有一个毕加索的巴黎，而且有一个毕加索的时代。他当之无愧。
毕加索的幸运之处，在于找到了自己的巴黎。而二十世纪的巴黎也是有福的——出了个毕加索。直到今天，巴黎的放荡似乎仍然在延续，巴黎仍然拥有众多的毕加索的徒子徒孙。这桌现代主义的艺术宴席似乎尚未散去。
在大画家毕加索的身后，也活跃着许多诗人的影子。阿波里奈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毕加索周围的许多朋友都体会过“失宠”的感觉——因为毕加索是个最擅长抛弃支持过他的朋友的暴君。惟独诗人阿波里奈一直稳坐其身边的第一把交椅（那是属于军师的位置）——一直到死去，也未跟毕加索产生致命的矛盾。我们都认为，毕加索是立体主义的始作俑者，其实首次使用这一概念的是阿波里奈——在1911年巴黎秋季艺术博览会上，记者身份的阿波里奈写了一篇题目为《诗》的报道，大肆吹捧了缺席的毕加索：“参加了秋季艺术博览会的那些所谓的立体主义作品，只是些插上凤
-->>(第3/6页)（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