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李亚伟他们常去法律系的女生宿舍——那里有他们一个漂亮的女老乡。而且跟这个女老乡同寝室的，还有好几个漂亮的女同学。据说有一次他们泡得太久了，某女生不耐烦了；“我们明天就要交论文了。”在座的开愚说：“我可以替你写呀。”女生不信：“你写得了吗？这可是国际法专业的。”开愚讨来题目与稿纸，一挥而就，完成了一篇谈国际法的论文——女生们传阅，居然没看出什么破绽，第二天就如此交差了。由此可见开愚的博学。这是武大校园里流传的一段关于诗人的佳话。第三代诗人，大多是大学生出身，而且天性聪慧，能把死书读活了。现在看来，一座大学，多出几位诗人，还是比多出几个书呆子要强。
1989年7月（八十年代的末尾），我离开了武大，来到了北京，在中国文联出版社做编辑。不知是因为城市的更改还是因为年代的更替，我周围的诗人越来越少了，甚至我自己——诗也写得越来越少了，基本上改写散文了。是否可以这么认为：不管作为我个人，还是对于中国的诗人群体，都由诗化的岁月进人了散文化的岁月？诗人们的黄金时代结束了。本文是一个武大毕业生、一个退役诗人的回忆录。但时代是否也会如此这番地回忆我们呢——它是记住了，还是遗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