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位伟大的诗人身后，肯定有着伟大的传统——哪怕这位诗人以叛逆者自居。假如没有传统，他恐怕连叛逆者也算不上。没有谁能写得出与过去的诗歌史完全无关的诗歌。
他是两个人的结合体：在梦中是堂吉诃德，醒来后又变成了桑丘。他身上的这一半和那一半，既矛盾又和谐。他为自己的高尚而骄傲，同时又很容易地就原谅了自己的猥琐。他相信即使是塞万提斯本人也不过如此。在堂吉诃德被风车击倒的地方，抒情诗人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再一次增加了对生活的不满。
有谁能够写出一部诗歌的史前史？在东方的《诗经》或西方的荷马史诗之前，诗歌以怎样的面貌存在?进入诗歌史的诗人是伟大的，但那些隐蔽在史前史的无名氏(他们肯定不以诗人自居)则更为伟大。他们是诗人的祖先。
狗用鼻子来嗅任何新鲜的事情：一块骨头，一截腐烂的草绳，甚至包括路遇的另一只狗……它的好奇心长在鼻子上。像探雷器一样，引导它小心翼翼地勾勒出一生的路线。我写诗时，则用冰凉的笔尖去白纸上嗅——那些潜伏着的，但终将显现的字。当然，偶尔也嗅一嗅空白。
莫奈看到梵高的油画《蝴蝶花》，感叹良久：“一个人怎么会把它们描绘得这么美，他怎么会这么不幸呢！”有什么可奇怪的：培育这束蝴蝶花的土壤，不是画布与油彩，不是阳光与雨露，而是画家本人所承受的苦难。艺术品中的美，要么来自幻想，要么则是一次无法自控的渲泄。
在一本合拢的书里，有着太多的亡灵。一旦它被打开，亡灵们就会复活，并且重新迎来自己的白昼。这一切正如我们头顶的天空，周期性地被掀开或闭合。
写作在克制了生活中的焦虑的同时，又制造出新的焦虑。这种因对超越的不懈追求而产生的焦虑，恰恰是无法医治的。写作中的所有成就感或挫败感，都是虚妄的或暂时的，都不是药物，而是病情本身。写作时间越长的人，中毒越深，也就愈加离不开对写作的依赖。到了最后，写作已不是企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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