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联系不算牵强附会的话，那么我作为一个在老舍死后才出生的迟到的忠实读者，则要沉痛地咏叹：太平湖、太平湖，不仅仅是一位叫老舍的文人的葬身之地，也是北京历史中的汩罗江——它离我写作的寓所只有1o公里，它离今夜只有4o年……但同样有一点是令人欣慰的：老舍的灵魂从来就不曾离开过他所热爱的北京，老舍的艺术生命是不死的，他所呼吸着的那个博大而永恒的时空——离我们乃至离后人，都只有一纸之隔。
老舍之死固然是北京城的一大损失，但老舍同样是北京城永远的骄傲。他以自己的母语浓缩、定格了北京城一段历史、一个时代，作为一份厚礼馈赠给在这座城市生活过并且还在生活的人民。他是最纯粹、最彻底的人民的作家。同样，这也要感谢北京——北京给2o世纪的中国贡献了一位平民化的大师。老舍的作品不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老舍没死。老舍不死！
就身份而言，老舍区别于同时期大多安徽作家之处——在于他是满族人（或称北平旗人）。宁恩承先生归纳过：“如果作家可以按民族分类，3oo年中满洲人有三位杰出的校旱作家，可称为满洲三杰。第一个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第二个是《镜花缘》的作者李汝珍，第三个当推老舍。这三个人都是北京满洲人。第二相同之点是三杰全为穷愁所困。”他指出曹雪匠在被抄家之前至少还有过一段富裕艳丽的少年时代，所以才做得出红楼之梦——有其记忆方有其梦想?李汝珍和老舍则始终挣扎于贫困，因而三人的题材有别：“曹雪芹写言情校旱，李汝珍写讽世校旱。老舍的题材是穷苦大众，不写女人。”这或许恰好概括了大清王朝由繁华到**直至没落的完整梦境——老舍描述清末民初市井人物的尴尬已带有总结的性质。可以说他出生于正红旗下即开始体验到梦的破碎与现实的步步紧逼，他本人的心态或文笔俱是在对贫困衰败的穷于应付中变得尖刻犀利的。此情此景，非本世纪初的北平旗人不能体会其酸甜苦辣。“因为从小儿就穷，生活在穷苦人群之中，北京的大杂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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