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
“何以见得？”
苏长青聊起了《朗读者》，昨天他捋了捋这个故事，有了另外的心得。
他把故事大概说了一遍，一个德国少年爱上大二十岁的汉娜，战后再见面是在战犯审判庭上等等。
梅露兰·多拉听完很惊讶：“您是说这个喜欢听小情人朗读的汉娜实际上是个文盲，不可能是集中营的负责人，也就不可能是战犯，但为了隐瞒文盲的事实，宁可冒着可能被战后法庭绞死的危险？”
“是的，汉娜对不识字有股强烈的羞耻感，不顾一切坚持隐藏这个秘密，最终被判终身监禁，虽然失去自由，但也保留了最后一丝尊严。”
《朗读者》拍摄于十年后，主演就是今年即将凭《泰坦尼克号》萝丝大红大紫的凯特·温斯莱特。
梅露兰·多拉显然没有考虑过这样的困境，一时有些反应不过来：“可那个少年已经是法律工作者，完全可以出庭为汉娜作证，仅仅为了自尊而失去自由，甚至令战争审判失去意义好像不值得。”
“这正是戏剧矛盾之处，尊严和自由哪个重要。
汉娜是集中营管理员，是国家犯罪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当她受命拣选女囚犯，把她们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去受死时，她没有怀疑过、更没有挑战过这个命令的合理性。
当关押数百犹太人的教堂起火，她考虑更多的是如何维持秩序、防止囚犯逃跑，而不是开门救命，于是烧死了许多人，她还是有罪的。”
“你刚才问少年为什么没有出庭作证，原因恐怕很复杂。”餐厅里很热，苏长青从寒冷中彻底缓了过来，于是啤酒喝得很勤：“先是作证也无法免去所有杀人罪行，其次是他们这一代人对上一辈的罪行感到羞耻，心怀怨恨。
但他依然爱着汉娜，在她服刑期间依然寄录音带为她朗读，教她识字。”
梅露兰·多拉很快反应过来了：“这故事有为战争罪犯开脱的味道，个人虽然在国家意志面前很渺小，但毕竟有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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