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行前,郑小芳把自己攒了许久的全国粮票都给了贺健。除此之外还有一张自己的黑白照片,是上回赶场的时候去镇上拍的。
贺健收下她的心意,对她说最快一个月,最迟三个月自己就会回来了。回来之前,他会去南京路上的服装商店为她买上海现在最时髦的衣服,带一双她心心念念很久的双拼色凉鞋,还要给她买麦乳精、买万年青饼干,买彩色杂志……买一切他们在农场里买不到的东西回来。
然而郑小芳万万没有料到,情郎这一去就如同南飞的鸿雁,就此失去了消息。
“我姐天天等,日日等,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你哥哥为什么不回去?为什么连封信都不寄给她?”
郑翔质问。
“我,他……”
贺敏敏有苦难言。
哥哥回上海后,父亲的单位出于对员工子女的抚恤,决定让贺健顶替他父亲的工作,留在机修厂上班。
不但如此,因为父亲是因公身亡的,哥哥一进单位就能做正式员工,拿的是 36 块钱一个月的正式工资。不用从学徒工做起,每个月只有 21 块钱。
那时候社会上传得风言风语,说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很快就要结束。离上海近的几个农场,像是江西、黄山那边的许多知青都偷偷跑回家躲了起来。哪怕没有工作,哪怕成为被人鄙视的“社会青年”“盲流”,他们都不愿意再回去。
就是在这样人心惶惶的背景下,那么好一份编制内的工作从天而降,砸在贺健身上。
贺敏敏记得很清楚,父亲的葬礼上,她们一家三口抱头痛哭。姆妈说家里必须要有顶梁柱,阿爹不在了,阿哥是唯一的男人,这个家里不能没有他。
阿哥当时是怎么回答的,贺敏敏已经忘记了。只记得“头七”过后,她看到哥哥一个人坐在屋顶上,手里拿着一瓶黄酒,呆呆地看着天上的月亮,一坐就是一个晚上。
当时她以为哥哥和她一样,是想念父亲了。现在回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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