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事先打个电话，现在可叫他如何是好。
我识相地起身告辞，他却把我按住了，说是既然来了，就得吃上喝上，跟他聊聊天。
我难却他的好意，只得再度坐了下来。
“董老师，这段时间很少看见你。
”我一面接过他递给我的酒杯，一面说。
“我回中国了。
”老董说，“我母亲过世，我回去处理后事了。
”
“啊，真是对不起，提起了你的伤心事。
”
“没什幺，我母亲已经快九十岁了，走的时候也没一点痛苦，算是喜丧。
”老董说。
“那现在一切都处理好了吗？”我问。
“基本上都处理好了，就是遗产的问题还没弄清楚。
”老董说，“我母亲过世的时候把财产都留给我了，可我那几个兄弟姐妹不服气，天天跑来跟我闹。
他们对我妈一个比一个差，二弟不要我妈，把她赶到三弟家，三弟又把她赶到四妹家，四妹嫌烦，索性让她一个人出去单过，我妈算是寒了心了，怎幺可能把财产留给他们？我跟你说，随便他们怎幺闹，我也不会给他们一个子儿。
”
老董义愤填膺，滔滔不绝地跟我诉说他的几个兄弟姐妹怎样不择手段地跟他争夺遗产。
从争吵到上法庭，到兄弟反目绝交。
我很惊讶他会跟我说起家事，以我跟他的交情，这要算是典型的交浅言深了。
老董并没有喝多少酒，何以毫无顾忌地将家丑暴露在我眼前？清醒的时候我不明白，到我们都多喝了几杯，老董不胜酒力，趴在桌子上的时候，我却有些明白了。
——他之所以会跟我说这些，只是因为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