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坐上出租车，我看着窗外申奥的宣传画从眼前不停闪过，禁不住重重地叹了口气：耿逸飞总是没完没了地试探我，他是把我当作那块吊在天花板上吃不到的糖，还是可以相濡以沫一生的爱人？嘉伟去世后，甫一上班我就向闻律师申请去青岛的项目组工作。
闻律师非常爽快地同意了，还叮嘱我青岛的冬天如何寒冷，让我注意身体。
临行前我去向耿伯伯辞行。
也就一个月没见，他老人家明显地衰老了，原来灰白的头发全白了，笔挺的背甚至有些佝偻，脸上的皱纹更深了，和我握手的时候，我甚至能感觉到他的手在微微颤抖。
耿伯伯没有和我提起任何关于嘉伟的话题，而是详细地问了青岛的天气和温度，甚至和我谈起了他年轻时在青岛的经历。
我告诉他老人家四月份项目结束我就回北京。
告辞的时候，耿伯伯送给我一个小小的锦盒。
坐上小史的车，打开锦盒，紫红色的天鹅绒上静静地躺着一枚闪亮的军功章，我顿时泪如雨下。
青岛的项目组新年刚成立，主要工作是受甲方的委托处理不算复杂的金融业务，但所里的年轻律师不太愿意来，主要是业务简单而繁琐，花费大量时间却没能提高业务水平，有了小小的差错却可能招致各方的埋怨。
对当时的我而言，这样消耗体力却不太费脑子的工作却是最合适的。
每天我一早赶到项目组的办公室埋首工作，不到深夜不离开。
甲方经理刚开始没把我这个年轻的“新”律师放在眼里，随着工作的进展，他对我的依赖和信任与日俱增，春节的时候还邀请我去他家。
我谢绝了经理的好意，回小镇陪爷爷过年。
嘉伟曾计划新年来小镇向爷爷求婚，如今过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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