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们应收的常例清单：夏绢银一百六十两。太府如数，受否在人。秋粮长银二十两。折色粮银四两。农桑绢银十两。盐粮长银十两。夏样绢八匹。太府如数，受否在人。农桑样绢四匹。太府如数，受否在人。清军匠每里银一两。审里甲丁田每里银一两。直日里长初换天字下程一副外，白米一石或五斗，八十里皆然。审均徭每里银一两。经过盐每一百引银一钱，每年约有五万引。太府如数，受否在人。住卖盐每一百引银一两，每年约有七千余引。样漆一百觔，太府如数，受否在人。柴薪马丁家火，每一两收银二两。起送农民罚纸二刀，纳银五钱。本府罚纸二刀，纳银八钱。吏拨缺罚纸四刀，纳银一两六钱。受否在人。收各项钱粮每一百两取五两。造黄册每里银二两。催甲每里银一两。俸米每石折银一两。出外直日里长供应并店钱人情纱缎。
区区一个正七品知县，一年的常例收入居然可以达到2700余两银子，几乎十倍于正一品的年俸。
各州县常例的种类和数量虽有不同，掊克的比例却是一样的惊人。
淳安尚是山区小县，如若到了富庶之地，县太爷的常例更为恐怖。
如松江府的华亭县，知县一年仅直接索要的常例就有两千余两，县太爷们“有需索常例、火耗，交际馈仪，与一府各衙门吏书、皂快，指为奇货，动辄干求，有不如意即怒目嗔詈”，等于是直接向胥吏勒索常例。
这正是变本加厉地逼迫胥吏敲骨吸髓，把老百姓逼到绝路。
州县索胥吏，府道索州县，督抚、二司索府道，层层加码。
地方官升职与否，全看上司脸色，故而这笔常例数额巨大。
但地方官在一级级乐此不彼地收黑钱的时候，很大一部分还要流向京官们。
明代地方官有各种层出不穷的敛财手段，故而个个赚的盆满钵满。
京官地位虽高，但油水不多，就不免过的清贫。故而对于地方官的孝敬，就格外看重，甚至明目张胆地向地方官索取常例。
如若地方官在京中有援，则升职会顺利很多，因为这点，每遇入京，地方官必然“盛辇金帛以奉京官”。
不光是那些完全倚仗外边孝敬，否则就只能喝西北风的中下级京官，即使是部院堂官，也做不到爱惜羽毛。
嘉靖年间，以清廉著称的张璁阁老直言不讳道：“顷来部院诸臣，有志者难行，无志者令听，是部院为内阁之府库矣。今之监司，苞苴公行，称为常例，簠簋不饬，恬然成风，是监司又为部院之府库矣！”
即使是担负清肃监察之任的科道官，拿起常例来，也毫不手软。
大明官场从上到下，都以常例钱如呼吸一般自然。
其实，大明的皇帝对于常例的存在也心知肚明，神宗还曾在圣旨中严令官员不得在水利工程中滥收常例。
但面对整个官僚系统根深蒂固的习惯，皇帝的几句严旨也不过如过眼云烟一般苍白无力。
毕竟，历代明朝皇帝都没有朱元璋把贪官污吏全部杀光的勇气。
何况即便是朱八八同志，也没有止住腐败。
如若要制止常例，难道要皇帝从身边的阁部诸公开始一个个动铡刀吗？
官俸制度是明朝顶层制度设计的一个非常失败的案例，正是由于难以维持正常生活的问题，普泛性的存在于整个官僚队伍之中，而非仅限于个别部门，使得一整套上行下效的系统性腐败制度。
常例很快就成为明朝官僚机器上无法根除的肿瘤。
即使皇帝和个别有识之士认识到这一现象可能造成的巨大危害，也无力从根底掀翻整个官僚系统，更不可能冒着失去整个官僚系统信任的风险去严苛行事，这使得对常例的禁止完全成了无人当真的喊口号。
如同谢肇淛所说：“上官莅任之初，必有一番禁谕，谓之通行。大率胥曹剿袭旧套以欺官，而官假意振刷以欺百姓耳。至于参谒有禁，馈送有禁，关节有禁，私讦有禁，常例有禁，迎送有禁，华靡有禁，左右人役需索有禁，然皆自禁之而自犯之，朝令之而夕更之。”
大家都明白，常例无法废除。
而常例的发展也就愈演愈烈，到了明末无钱不能办一事的地步。
在这一全面的制度性腐败的作用下，明朝的官场何谈清廉？
统治机器怎能不缓慢发展到无可救药的地步？
如此旱涝保收的丰厚收入，又怎么不可能吸引一批批有志举子前赴后继呢？
“所以说啊，韦公子，你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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