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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鹿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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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73 荣正语】(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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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们应收的常例清单:夏绢银一百六十两。太府如数,受否在人。秋粮长银二十两。折色粮银四两。农桑绢银十两。盐粮长银十两。夏样绢八匹。太府如数,受否在人。农桑样绢四匹。太府如数,受否在人。清军匠每里银一两。审里甲丁田每里银一两。直日里长初换天字下程一副外,白米一石或五斗,八十里皆然。审均徭每里银一两。经过盐每一百引银一钱,每年约有五万引。太府如数,受否在人。住卖盐每一百引银一两,每年约有七千余引。样漆一百觔,太府如数,受否在人。柴薪马丁家火,每一两收银二两。起送农民罚纸二刀,纳银五钱。本府罚纸二刀,纳银八钱。吏拨缺罚纸四刀,纳银一两六钱。受否在人。收各项钱粮每一百两取五两。造黄册每里银二两。催甲每里银一两。俸米每石折银一两。出外直日里长供应并店钱人情纱缎。

    区区一个正七品知县,一年的常例收入居然可以达到2700余两银子,几乎十倍于正一品的年俸。

    各州县常例的种类和数量虽有不同,掊克的比例却是一样的惊人。

    淳安尚是山区小县,如若到了富庶之地,县太爷的常例更为恐怖。

    如松江府的华亭县,知县一年仅直接索要的常例就有两千余两,县太爷们“有需索常例、火耗,交际馈仪,与一府各衙门吏书、皂快,指为奇货,动辄干求,有不如意即怒目嗔詈”,等于是直接向胥吏勒索常例。

    这正是变本加厉地逼迫胥吏敲骨吸髓,把老百姓逼到绝路。

    州县索胥吏,府道索州县,督抚、二司索府道,层层加码。

    地方官升职与否,全看上司脸色,故而这笔常例数额巨大。

    但地方官在一级级乐此不彼地收黑钱的时候,很大一部分还要流向京官们。

    明代地方官有各种层出不穷的敛财手段,故而个个赚的盆满钵满。

    京官地位虽高,但油水不多,就不免过的清贫。故而对于地方官的孝敬,就格外看重,甚至明目张胆地向地方官索取常例。

    如若地方官在京中有援,则升职会顺利很多,因为这点,每遇入京,地方官必然“盛辇金帛以奉京官”。

    不光是那些完全倚仗外边孝敬,否则就只能喝西北风的中下级京官,即使是部院堂官,也做不到爱惜羽毛。

    嘉靖年间,以清廉著称的张璁阁老直言不讳道:“顷来部院诸臣,有志者难行,无志者令听,是部院为内阁之府库矣。今之监司,苞苴公行,称为常例,簠簋不饬,恬然成风,是监司又为部院之府库矣!”

    即使是担负清肃监察之任的科道官,拿起常例来,也毫不手软。

    大明官场从上到下,都以常例钱如呼吸一般自然。

    其实,大明的皇帝对于常例的存在也心知肚明,神宗还曾在圣旨中严令官员不得在水利工程中滥收常例。

    但面对整个官僚系统根深蒂固的习惯,皇帝的几句严旨也不过如过眼云烟一般苍白无力。

    毕竟,历代明朝皇帝都没有朱元璋把贪官污吏全部杀光的勇气。

    何况即便是朱八八同志,也没有止住腐败。

    如若要制止常例,难道要皇帝从身边的阁部诸公开始一个个动铡刀吗?

    官俸制度是明朝顶层制度设计的一个非常失败的案例,正是由于难以维持正常生活的问题,普泛性的存在于整个官僚队伍之中,而非仅限于个别部门,使得一整套上行下效的系统性腐败制度。

    常例很快就成为明朝官僚机器上无法根除的肿瘤。

    即使皇帝和个别有识之士认识到这一现象可能造成的巨大危害,也无力从根底掀翻整个官僚系统,更不可能冒着失去整个官僚系统信任的风险去严苛行事,这使得对常例的禁止完全成了无人当真的喊口号。

    如同谢肇淛所说:“上官莅任之初,必有一番禁谕,谓之通行。大率胥曹剿袭旧套以欺官,而官假意振刷以欺百姓耳。至于参谒有禁,馈送有禁,关节有禁,私讦有禁,常例有禁,迎送有禁,华靡有禁,左右人役需索有禁,然皆自禁之而自犯之,朝令之而夕更之。”

    大家都明白,常例无法废除。

    而常例的发展也就愈演愈烈,到了明末无钱不能办一事的地步。

    在这一全面的制度性腐败的作用下,明朝的官场何谈清廉?

    统治机器怎能不缓慢发展到无可救药的地步?

    如此旱涝保收的丰厚收入,又怎么不可能吸引一批批有志举子前赴后继呢?

    “所以说啊,韦公子,你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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