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更多的追求，即帮助这个社会培养更多的商学人才，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让商学成为显学之一，进而通过商业的发达来倒逼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与他持同样想法的人不少，但多集中在钱庄、票号行业，那些商人在赚取了丰厚的利润之后，反倒希望投资实业，兴建生产各类物资的工场或作坊，与后世几乎是截然相反的两个趋势。
究其原因，大概与这会流行在大顺境内的一些思潮有关。这些思潮很复杂，来源也很多样，其中既有东岸知识、文化和思想的传播促成，也有本地商人集团在政府更多的钱粮、物资的要求下刺激而成，当然更少不了觉醒后本地精英分子们的自发努力他们对满清这种异族政权固然很布满，对经常居高临下带着一股优越感、指点感和施舍感的东岸人同样不是十分满意，因此知耻而后勇，努力奋发自强。
按照这些人的言论来说便是：“商学如果大兴，不但两湖川赣可以光固，亦可为吾同胞昌千古未有之盛业也。”只可惜这会大顺境内的明白人还不够多，应和这种思想的力量还不够大，上至官绅军将，下至黎民百姓，都只是浑浑噩噩地被动前行，民智未开，因此这种思想也只能在小范围内传播和接受，充其量只能是一种暴风雨来临之前的某种躁动罢了。
黄伯超现在就是大顺政权内的明白人。他在宁波地区游学、经商过好多年的时间，后来也去登莱生活过一年时间，直到南昌家中的老父去世，兄长继承家产，断了他在外游学的费用为止。从那时候起，黄伯超就开始在湖广经营棉布生意，其间不断地与官府打交道、与东岸人打交道，甚至还与明国商人、清国商人打交道，人生阅历之丰富，是一般人所难以企及的。再加上他注重观察，善于思考，因此就做出了这种惊人之举。
黄伯超的裕大昌商院里如今有着两位教习，都是从自己棉布行里抽调来的经验丰富的掌柜，教教这些粗通文墨的商人预备役们是绰绰有余了。因此，在与两位教习交谈了一番，得知商院运转情况良好之后，黄伯超又匆匆离开
-->>(第3/8页)（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