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俭为天地惜物力，为地方端好尚，为子孙计久远；骄淫矜夸，惟日不足。中户平民，耳濡目染，始而羡慕，既而则效，以质朴为鄙陋，以奢侈为华美，习与性成，积重难返。’由此可见，古老而传统的自然经济和封建社会，对新生经济的敌视态度相当明显，若非李顺政权出身底层，军事压力又大的话，未必乐于如此锐意改革，当然这也是他们统治三省之地数十年，地方士绅始终没有忘记前明政权的主要原因所在，虽然他们现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地主阶级的代言人了。”
看到这里，郭普夏放下了文稿，轻啜了一口浓茶。这段话，当真是说到他心眼里去了！多年以来，因为“出身原罪”，从李自成、李过时代开始，湖广、江西等地的士绅就始终对李顺政权若即若离，甚至还抱以敌视的态度，这从当初李过开科取士应者寥寥就能看得出来。因此，李顺政权一面继续与地方士绅联络感情，一面将裁汰下来的大量军士（因为农民军的特性，军队数量庞大，且男女老少皆有，品流复杂）安置到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各府县，开垦荒地、充实地方的同时，也能加强大顺朝廷对基层的掌控力。
后来，随着东岸人果断介入中国局势，清军大举南征遇阻，李顺政权转危为安之后，经过数十年的耕耘，三省士绅与大顺政权表面上的敌对没那么强了，合作开始渐渐变得有了一些融洽。但考虑到以前的局面，李顺政权上层对这些人始终缺乏足够的信任感，尤其是经历过那段岁月的老将、老帅乃至皇帝（李过、李来亨父子）很多都还在世，他们自然不可能对士绅们的那一套有多少好感。
相反，出身底层、文化水平偏低、思维不受腐儒条条框框束缚的他们，对于如何快速捞钱、生产粮食、制造军需物资很感兴趣，即对来自东岸的那一套倒比较中意。再加上彼时东岸一方也有意扶持，给他们转让了一些技术和设备，同时帮着在烟台学院（原抗清军政大学）培养了一批干部，这些人与湖广、江西原本比较微弱的资本主义火星相结合，花了足足二十年时间，最终将这些小火星发展成了小火苗，也是相当之不容易。
客观地说，这些资本主义作坊为李顺政权生产了很多财货，并通过行销各省赚取了大量利润，即李顺政权等于是用商品经济来从周边诸省吸血，进而供养己身。不然的话，你以为光靠东岸人的援助，李过、李来亨父子二人就能维持得了规模如此庞大的军队么，虽然那些士兵的待遇看起来并不高。
但任何一种新生事物在发展的初期，自然都会面临传统文化、思想、体制的重重压制，严重阻碍甚至消灭其发展，除非你能找到一处如华夏东岸共和国那种白地，并一开始就确立好规则，然后慢慢往里面填人，并小心翼翼地呵护维持原有秩序的不改变，如此才能平稳发展起来。可在顺国境内没有这种条件，于是便很轻易地就导致了新生势力与传统社会的碰撞，进而严重到割裂了整个社会，造成了无数的问题。要知道，衡阳、南昌、赣州等地，就经常发生一些工坊被打、砸、烧、抢事件，前往城里做工的工人也被乡下族长索回，在这个时候，因为人才储备的不足，很多地方州县的官员都是士绅出身，他们在处理此类事件时甚至还偏袒那些所谓的乡贤、族长们，痛斥制造工坊“终日逐利，败坏风气”云云。
东岸人为了保住李顺政权，曾经通过郭普夏给李来亨总结了一套从思想领域分化、瓦解士绅敌对势力的思路，即重新定义传统的儒家学说，并搬出了最近几十年内的一些思想家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徐光启、方以智、梅文鼎、颜元等人的著作——这里插一句，上述诸人的著作，李顺政权读的人都少，读通、读透的更是不多，反倒是东岸人一一搜罗，并在本土首都专门请人研究——从中引申出了一些全新的理论，重点抨击了此时占据思想界主流的宋明理学思想。
比如，他们拿出前明李贽的“童心说”，对理学家宣扬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等思想进行了批判，正如“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而后足，则千古之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
李贽认为人不能被传统礼教所束缚，主张冲破一切传统藩篱，追求自己独特个性的生活，鼓吹心灵的觉醒，歌颂真实的人生，充满了人文主义思想，与欧洲冲破中世纪藩篱的文艺复兴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这种从思想领域瓦解敌对势力的招数，对东岸人来说也是第一次实施。他们在国家情报总局的牵头下，将李顺政权当做一次大规模的社会实验，观察这种思想武器的效果。当然他们也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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