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了失败的充足准备，原因就是中国传统守旧的思想太根深蒂固了——虽然东西方同时出现了冲破传统旧秩序的思想领域的变革，如人文主义思想，但这种思想在欧洲此时已渐渐成为主流，可在中国自从诞生后就一直是小众的异类，始终未获得多少人的认可，拿来招揽信徒、团结同志可以，但若想靠这个一举突破旧社会的枷锁，还离得很远，可能需要几十年乃至上百年不间断的思想领域的洗礼，使得更多的人认可它，正所谓西风东渐是也。
好在李顺政权对东岸人也比较信任，推行起这种所谓的“新政”也比较雷厉风行，并且看到了其中的好处，尝到了一定的甜头，故不论地方士绅及他们掌握的舆论界如何口诛笔伐，他们始终坚定地维护了新兴的工坊制造业和商人阶层。而这些商人阶层也比较机灵，通过与大顺军阀们的集合，政治上获得了靠山，然后开始在经济上资助信奉李贽、顾炎武等人启蒙思想的所谓“新儒生”，让他们想方设法为自己这个群体说话，在舆论界发声，虽然目前看来效果还很不理想，但比起前明时低下的社会地位已经强上不少了。至少，在李顺政权治下，他们不再是那种任人宰割、没有任何社会地位、带有原罪的“逐利之徒”了，这就足够了。
郭普夏的副官对顺国思想领域的社会变革也进行了重点描述，指出国家情报总局搞出的这通社会实践目前看来对李顺政权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且从长远来看，如果李顺政权的接班人能够保证政策持续性的话（即接班人不要被传统士绅给同化），未来肯定会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而这才是他们能够战胜表面上看起来比他们强大得多的清国的最主要依仗——当然也少不了东岸人的支持，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