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却可以毫不承担责任而由将领们代人受过。
也许是有鉴于唐朝藩镇的跋扈，本朝从洪武开始，就具有这重文轻武的趋向。大约经过了一百年，文官集团进入了成熟的阶段，他们的社会地位上升到历史上的最高点；换句话说，也就是武官的社会地位下降到历史上的最低点。这种畸形的出现，原因在于本朝的政治组织为一元化，一元化的思想基础则是两千年来的孔孟之道。如果让军队保持独立的、严格的组织，和文官集团分庭抗礼，这一元化的统治就不可能如所预期的成长、发展，以至于登峰造极。这种制度既经固定，将领们即使出生人死，屡建奇功，其社会影响，也未必抵得上一篇精彩的大块文章。
这种制度和风气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早已被事实所证明。本朝的军事窳败尽人皆知，但其败坏的程度却出人意外。北方的边境每年都为俺答所入侵，被掳走的人民和劫去的财物不可胜计。1555年戚继光调赴浙江新任的时候，东南沿海也迭经倭寇的蹂躏。正当悲观和惶惑遍布于滨海各省，一股5o至7o人的海寇竟创造了一个奇迹。他们登6后深入腹地，到处杀人越货，如入无人之境，竟越过杭州北新关，经淳安入安徽歙县，迫近芜湖，围绕南京兜了一个大圈子，然后趋秣陵关至宜兴，退回至武进。以后虽然被歼，但是被他们杀伤的据称竟有四千之多。而南京为本朝陪都，据记载有驻军12万人。这样的军事行动，在世界战争史上亦当称为罕见。
面对这样令人焦虑的局面，戚继光的任务决不仅止于单纯地击败倭寇。他首先要组织一支新型的军队。从他的军事著作《纪效新书》中可以看到如何有条不紊地实施他的建军方案：宣布招兵的办法，规定月饷的数字，拟订分配列兵职务的原则，明确官兵的职责，设计队、哨、局的组织，统一武器的规格，颁发旗帜金鼓这一类通讯器材，等等。建军方案的核心部分是确立铁一般的军法。军法的精神在于“集体负责”，即所谓“连坐法”，一队和一哨的官兵要互相保证在作战中勇往直前，不得退却。一人退却则一人被斩首，全队退却则队长被斩首，队长殉职而全队退却则全队被斩首。
《纪效新书》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甚至还记载了一种制作干粮的方法。然则这部著作的出现，也正好在另一个角度上反映出了当时的军训军令都没有固定的准则，专门研究军事技术的学校从未成立。如果部队手册、战斗纲要、编制表、后勤补给图解和军法条文等为军中必需的文字材料曾经存在，那么，它们不是没有付诸实施，就是早已不合现状，所以戚继光才会在他的书里不厌其详地作出规定和阐述。
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戚继光个人的意向如何，他所组织的新军就不可能不带上个人的色彩，所以人们就恰如其分地称之为“戚家军”。值得注意的是，这支新军在建立3o年之后，仍然还是戚继光的个人部队。这自然又和文官集团的平衡原则大相凿柄。在文官们的心目中，戚继光的军队不是社稷的干城而是国家的威胁，加之他又和张居正关系极为密切，所以必须对他作严厉的弹劾。
在16世纪中叶，日本这一个岛国能够严重威胁本朝东海沿岸各省的安全，这种现象是很难理解的。合乎逻辑的倒是本朝的士兵应该越海进攻日本。因为当时的日本不仅地狭人稀，而且几十年来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权，内战频仍，法律和纪纲可谓荡然无存。本朝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被一个极有组织的文官集团所统治，中央指挥地方如身之使臂，极少发生抗命的事情。同时我们这个帝国在名义上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常备军，人数多达2oo万。
但是这种假想的逻辑并不适用于现实。本朝的军制规定，常备军由2oo万“军户”提供，每户出丁男一人，代代相因不变。设立军户的目的，既在于保证官兵的来源，又在于保障“民户”不致因战争动员而受征兵的骚扰。这制度开创伊始，流弊即随之而来。民户被编入军户，大部出于强迫；即或出于自愿，也常常是基于权宜之计，时过境迁，当初的应诺就不能矢守不渝。
所以各个驻兵的卫所刚刚成立，士兵逃亡和换籍的事件即已层出不穷。时经一百多年，各卫所的土地，不少都为各军户抵押和出卖。加之长年以来，除了西北边境，绝大部分地区都承平无事，所以，一个卫所的实际兵员往往远较规定的编制为少，在退化最严重的卫所中，竟仅为规定编制的百分之二或三。而且这些有限的士兵还常常被军官当作营造和运输的劳工，再不然就是留在家里充当仆役。
和这种每况愈下的情形相始终的是补给制度。本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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