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轰烈烈，只是低烈度缓步推进。苏轼非常小心，更具大魔王抓大放小政策，正集中性的利用推司资源，侦办几个典型案子。
话说这是大雱在大名府地界的律法传销。
传销的本质在于：并不需要干掉不同意见，把最大最狠的几个打掉后，表明“他们都能打，剩下的就没什么特殊了”，这样一来大家就会收敛随大流了。
这是司法上的顺风战，也是传销的一种。
事实上大名府体量如此大，涉及和辽国边贸，乃是各种狠人、走私帮派云集的地方，又涉及到外交和政治问题，所以形势复杂。就以大名府司法系统素质，除非王雱脑子坏了，才会以为可以真的“严打”。
所以这次王雱是敲山震虎吓人。
大名府不是抚宁县，看似都是大宋行政区，却几乎两种体制。当时抚宁县相当于自然洗牌了，几乎所有东西都是公有制，体量又小，大头百姓的思维也简单，有了那群被洗脑的百姓代表深入基层工作后，甚至连差人都不需要。
整个任期中，抚宁县也就不多的几个治安案件和公务员贪污案件，其余的基本连案子都没有。所以抚宁县很单纯。
大名府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是私有资本制。人家地主和商号老板们的产业，当然不会接受几个百姓代表的监督。也就是说，在私有制下基本没有“深入基层”的土壤，若强行做必然冲突，在法理上就是有问题的。
譬如后世贼鹰的fbi如果没搜查令就想进某农场，绝对遭遇一群红脖子牛仔的拿枪对持。这还是司法部旗下暴力机构的待遇。
如果换做是“百姓代表”要进红脖子们的农场生事，若发生在四十年代以前就会成为农场主们的肥料，被猎狗咬死被猎枪干掉是合法的。
太阳底下大抵就这事，并不是后世的老爷忘记了“深入基层”的重要性，而是资本的土壤导致无法深入。这是公有制和私有制的法理区别所在。
那么在大名府就没百姓代表什么事了。差人队伍收农场主们的好处收惯了，也就不爱去。强行要去的话是出工不出力，且必须以类似“搜查令”的形势为游戏规则。
那么涉及到阶级的问题后，那份搜查令是否能签发不是看检察官意愿，而是几大农业财团在后面的政治博弈。
这就是大名府司法队伍只能打顺风战、而打不了硬战的原因。也是苏轼只能侦办“平民偷粮案”，办不了其他案子的原因。小苏的威性不够，他的领导也不授权（大魔王不是苏轼的直接领导）。
在这个环境里如果不想闯祸，不想让大宋第二经济民生重镇阵痛，纵使大魔王能做的也不多。带着一只只能打顺风战的司法队伍，那理论上当然只能吓人，只能打顺风战。想干其他和能力不匹配的事就要赔本，甚至赔上政治前途。
这些年王雱经历了很多，算是沉淀了。尤其到了现在，距离登入青云也就两步之遥。所以这个时期纵使王雱也是内敛的，嬉笑怒骂只是德行而已。于是所谓的“严打”只是低烈度，这叫试错。因为大名府司法队伍不具备打硬战的能力。
想调教一只能打硬战的司法队伍出来，理论上是能做到的。但要大动体制，要政治拉锯，这在大宋可比训练抚宁军新军难度大了两个量级。于是距离拜相只两步之遥的王雱，现在选择了部分隐忍。
除上述压力外，王雱也面临着另类压力，因为这个时候三司调查组也进北京了。王雱得去全力的应付他们，因为是包拯亲自带队，不是随便来个和稀泥的官僚。
前期在朝廷监控到大雱一些经济政策比较奔放时，包拯觉得不妥，但也没说不对，于是要亲自来巡察。
这是因为老包不懂经济政策，老包的属性是法制，他没调查了解前，就不会轻易对他不懂的东西叫停或否定。所以就是他亲自来大名府巡察，某种程度上老包还是挺可爱的。
来了后老包也鸡血了，连他是三司使都忘记了。
包拯发现大名府正在进行所谓的严打，于是不管其他，果断进驻知府衙门，全程监控这些过程。
司法方面包拯的要求自来很高。且除了现任班子外，往前的陈执中庞籍等等一系列人，都是法制思维指导，要求法官慎重干涉市场，慎重侦查，慎重量刑。这些包拯是认可的。
在包拯的印象里，大魔王对大宋律简直一窍不通，害怕王雱闯祸造成重镇的动弹，于是老包不去管经济政策了，全程谨慎跟踪着大名府的“严打”行动，就此给予了王雱更大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