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至于渔人只能撒小网，撒大网一家数口没力气把网拖上小舟。只要有足够数量能深入鱼群的海舟，产量是不成问题的，而一旦把鱼装入马口铁罐头，存储也就不存在问题。
至于马口铁罐头的成本，是一钱，还是两钱，已经可以忽略不计了。渔业是季节性产业，其季节性差价所产生的暴利足以让鱼罐头厂赚的盆满钵满。
渔业的美好前景让臣子们忘记了贫民逃亡的不快——在场的所有朝臣都不肯归还他县的逃亡人口，因为一旦答应归还，逃至本县的贫民就会逃向那些能保护自己的县邑。甲士的多寡是他们在朝堂上的立足之本，不管是为了面子还是为了实利，他们都不可能归还他县亡人。
熊荆在这个问题是和稀泥的。贫民用脚说话，逃债行为虽然非法、无信，但这难道没有县邑压榨过度的原因？逃亡最多的县邑是陈县，陈县的高利贷子钱最高，农民只要借贷，子子孙孙都会套死。既然贫民有勇气逃亡，那就应该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在别的县邑无债一身轻的情况下重新开始。
逃亡也有助于氏族、誉士长重视甲士所组成的外朝，现在贫民逃亡他们就大喊大叫，若是哪天甲士也成批成批的逃亡，他们就要哭了。县邑内政确实是氏族、誉士长说了算，庶民‘不需要你同意，也不在乎你反对’，可一旦每年冬狩校阅、征召出兵时本县本邑的甲士数量减少到准许限度以下，他们就会受到熊荆严厉的训斥，连续出现两次，封地就会被收回。
统治，也是可以竞争的，准许逃亡就是将各县邑的统治纳入自由市场，哪个封主治下庶民活得好，庶民就投奔哪个封主去。
这与后世出现的豪强兼并、异教传教同理，税吏常对无依无靠的庶民作威作福，对豪强他们却只能低三下四，于是征税的压力全部落到庶民身上，受不了的庶民只能拖家带口投奔豪强，结果就是朝廷税源越来越少，然后大臣们义正言辞的痛斥豪强兼并、百姓困苦云云。
清末天主教传教也是如此。农民要么不入教，要么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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