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牢狱会覆亡，自由会在门口欢欣地迎接你们，弟兄们会把利剑交到你们手上。”它带给在苦难中挣扎的人们以希望，这是多么巨大的力量啊。而普希金建立的那座“非人工所能造的纪念碑”，无形中已成了世界各地的诗人们的“哭墙”。孤独的时候，伤心的时候，他们四处流浪的灵魂可以云集在这虚似的建筑面前，祈祷并且哭诉——就像回到了精神上的故乡。属于诗人这个群体的悲哀与光荣，都凝聚在疼痛的裂缝和斑驳的苔痕里了，抵抗着岁月的消磨与风雨的侵蚀。
同样，白银时代的俄罗斯诗人，也不可能绕过这道遗留有普希金身影与体温的“哭墙”——他们是离“哭墙”最近的一群居民，并且以血肉之躯成为新的祭品，新的建筑材料。在自己的时代里，他们仍然重复着失去家园的犹太人的命运，重复着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十二月党人的命运。幸好，他们也能像普希金所劝诫的那样——“坚持着高傲的忍耐的榜样。”
勃洛克曾有这样的诗句：“为什么，为什么命运的沉重打击，将我引向虚无的黑暗？难道说一切，甚至我的生命——都是没有尽期的惩罚的一个个瞬间？”这也正是白银时代所有诗人都体会过的惶恐、空虚和忧伤。这导致他们成为幸福的怀疑论者。然而这也促使他们向诗歌更靠近了一步——因为只剩下诗歌了，可以成为苦难生涯中惟一的撑持。他们那对不幸的宿命充满幽怨与愤懑的诗篇，都像是“哭墙”前的祷告。
勃洛克——以及白银时代的其他诗人，为什么会那么痛苦？就像是共同拥有一块祖传的心病。女诗人吉皮乌斯曾经跟勃洛克建立了那种月光般的友谊，她是这样理解勃洛克的：“物换星移，勃洛克身上的一个特点便愈加清晰地凸现在我面前，那就是他的两重性，首先是其悲剧性，其次是易受伤害，受什么伤害呢?伤害来自一切：来自自身，来自其他人，来自生也来自死。恰恰是在悲剧性和易受伤害性中蕴藏着勃洛克的动人魅力。”在回忆录里她还以辛酸的笔触描述了勃洛克之死：“勃洛克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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