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单一样散布在城市的广场上，以及未来的人群中……这注定是诗人的理想。如果在一个缺乏想像力的时代，会显得荒诞可笑。艺术在我们的生活中远远没有那么重要。这样的梦是经不起推敲的。
我宁愿相信自己是另一种类型的浪子。一位工业社会里诗歌的浪子。一位艺术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我要迈着外省青年的脚步，丈量北京，丈量我诗歌的乌托邦、我心目中的理想国。我要以豪迈的韵脚绐北京画一张独特且抽象的地图（人文意义上的地图），一张梦游者的地图。我希望自己的文字能给更多的寻梦者导游。这样的梦是不会毁灭的。它本身即是对生活的再创造。我是一个梦中的才子，在北京城里寻找着那支失传的神笔。杜牧回味着他在扬州的幕僚生涯，以及温柔乡里的放浪形骸。北京则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驿站，寄托着我青春的行囊和诗歌的岁月。我们同样都付出了十年的代价，梦的代价。由此可见，每一位诗人都将和一座城市产生命中注定的联系。诗人们都是城市的浪子，文化的英雄（而且是不想做英雄的英雄，不像英雄的英雄），如果他们的梦想能够战胜现实的话。或许应该更为宽容一点：如果他们能抵抗住现实的压力而保持浪漫的理想，就可以算作莫大的胜利了。我在风起云涌的北京城里，一丝不苟地做了十年文学梦。我曾经把我文学梦的动力归纳为四个主义：理想主义、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还有一个经常被现代的人类忽略的——英雄主义。与我接踵而来北京的外省校旱家邱华栋听说后下意识地反应：还有现实主义呢，你把现实主义搁在什么位置，这段对话恰巧证明了诗人与校旱家的区别：校旱家比诗人多一个现实主义。我梦见的是文学的理想，他梦见的是文学的现实。虽然这两个来自外省的文学青年都做着同一个北京梦，但审美的立场不同。我们都是城市的浪子：他是理想的叛徒（曾以欲望现实主义总结自身的创作），我则是现实的叛徒（并在一篇散文中表明：在城市的高楼大厦之间构筑一座看不见的且没有门牌的象牙塔）。我们分别为自己的清醒抑或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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