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以下叙述的万历与群众的嫌隙，有关的通史或者专著都曾作过论述。例如孟森著《明代史》第五章《万历之荒怠》，钱穆著《国史大纲》则以为制度之不良甚于个人之过失，并引用顾炎武的意见，指出明末道德不振，见册2页5o1～5o2。其实，长期的道德沦亡，即已标志社会形态和其组织制度的脱节。参见《明代名人传朱翊钧》。
2关于福王庄田的若干情节，中外学者多有误解。当时万历指令湖广、山东、河南三省以田土四万顷作为福王庄田。四万顷为四百万亩，接近全国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一，为数十万人耕食之资，如为一人占据，则确属骇人听闻。
对于这些田地，如果按照传统的封建主义方式的控制，则福王必当封茅裂土，层层分割，由各级亲信掌握管理，例如日本的中世纪，大地主的各个庄园即由武士管理。以私人而占
有大量耕地及农民，必须有私人的武装和法庭，否则就不能有效地管理。这些权力通常也为自上而下的各个世代所继承。
然而福王并未具有这样的力量。一个明显的证明是，当李自成起义，福王并没有能够组织他的武力作有效的抵抗，而是一筹莫展，束手被擒。
因此，对研究者来说，不能只看到一些明文的记载，而应该透过资料，彻底考查事实的真相。
万历指令以四万顷为福王的庄田，不过是和群臣讨价还价的办法。讨价还价之余，万历就减价而为二万顷，福王本人也再三表示“推辞”。而万历所真正为福王索要的，则不在田土而在佃金。河南在明初地广人稀，其后民间开垦所增田地，称为“白地”，其所有权常常发生问题。地方官对这种田地所征取的赋税，既不归入一般的田赋，也很难视为官田的地租。山东由于黄河河道的变迁，被淹后的田地重新开发，情形亦复类似。湖广则因河流湖泊众多，昔日之湖沼成为圩田，河岸瘠土仅征“芦课”者至此也有成为良田的趋势。此外，各省还有被抄没的庄田等等，情况极为复杂。这些土地的赋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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