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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中士夫不为君用”之科，则为前代所未有。
明太祖规定：大诰每户一本，家传人诵。家有大诰者，犯笞、杖、徒、流之罪减一等；无大诰者，加一等；拒不接收者，迁居化外，永不令归。
学校课士和科举策试也以大诰为题。
朱元璋十分重视其亲制四编大诰，他将之作为对天下臣民进行政治教育的课本，依凭**主义的绝对权威在民间强制推行。
大诰颁行时，朱元璋宣告：“朕出是诰，昭示祸福，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徙流罪名，每减一等，无者每加一等，所在臣民，熟观为戒。”
颁行大诰续编时又进一步说：“斯上下之本，臣民之至宝，发布天下，务必家家有之，敢有不敬而不收者，非吾治化之民，迁居化令归，的不虚不。”
颁发大诰三编时又重申：“此诰前后三编，凡朕臣民，务要家藏人育，以为鉴戒，倘有不遵，迁于化外，的不虚示。”
朱元璋又要求军官们全家老小都要背熟大诰武臣：“不听不信呵，家里有小孩儿每不记呵，犯法到官，从头儿计较将来，将家下儿男都问过：你决得这文里几件？若还说不省得，那其间长幼都得治以罪”。
为了扩大四编大诰的影响，朱元璋把它们列为全国各级学术的必修课程，科举考试从中出题。奉其旨意，行文国子监正官，严督诸生熟读讲解，以资录用，有不遵者则以违制论处。
当时天下讲读大诰的师生来京朝见者多达十九万余人，均赐钞遣还。
将如此众多的师生由全国各地召来京师讲读大诰，举行学习报告会，这在中国封建社会史上堪称空前盛举。
此外，收藏大诰与否，成了判罪或减罪的依据；熟背大诰，不仅可以获奖，而且还可以因此而被录用为官，平步青云。
朱元璋为推广自己的这几篇作品，确实费尽心机。
韦宝觉得朱元璋的这些作为，可以当作中国封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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